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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母亲为父亲之事外出奔

时间:2019-10-22 01:35来源:阅读美文
[一点说明]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

  [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采访的都是都市里二十多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谈谈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感思。采访中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接近“一直都听说,但不是很了解”,更有些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90后,看完这个视频后我觉得很怅然。

摘要: 10月27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的丰碑下。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 ...傅雷朱梅馥夫妇骨灰安葬仪式今举行,图为傅雷亲朋出席安葬仪式。(中新网图)“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10月27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的丰碑下。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据中新网报道,上午10时,伴随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怀念,傅雷、朱梅馥夫妇骨灰安葬仪式正式开始。在傅聪、傅敏以及众家属的护送下,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长眠于上海浦东故里。傅雷家属及慕名前来道别的共120余人,向傅雷夫妇纪念碑献上鲜花,并三鞠躬。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1.8米,碑身灰白如雪,稳定挺拔。碑身正面题有傅雷家书的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在傅雷的心中,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伟大心灵的承载人,其实,伟大的心灵亦是傅雷那颗坚定的赤子之心!1966年9月,由于在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傅雷夫妇愤然双双自杀离世。其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位傅雷作品的爱好者,私藏其骨灰盒,才得以幸免遭毁。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女士早在十年前就联系傅雷的家属积极争取傅雷“入住”,后在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谈理康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13年4月,由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傅雷研究专家王树华先生牵线,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总经理顾文军一行,前往北京商议傅雷“回乡”之事。此后,经双方不断协商,家属决定将傅雷夫妇骨灰安放于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仪式现场,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向福寿园人文纪念博物馆捐赠了《傅雷家书》手稿和《傅雷译希腊的雕塑》手稿,《傅雷家书》字里行间透出的无微不至的爱,成就了人间爱的华章;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他身上体现出勤奋、正直、热心、严谨、慈爱的美德,凝聚成了独特的“傅雷精神”。

  (一)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受到凌辱和迫害的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或许是多年来对《傅雷家书》的百读不厌,或是对傅雷先生将学问、艺术、真理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崇敬,又或是对他刚毅正直人格的钦佩,亦或是对傅雷夫妇不堪重辱含愤自杀的痛心与惋惜,在看完这一视频后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他。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傅雷(图片来源于网络)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人才辈出,各有其特点且各富其魅力,但傅雷却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太过纯净,为人做事极度认真,不能容忍一丝世俗,不愿理会人情世故,却又时刻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党。所以在文革初期被冠上“走资”“反党”的罪名后,他刚毅的秉性使他选择了自杀,宁死也不愿被当时黑暗的社会所侮辱。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世纪初,傅雷出生于一个富庶之家,但父亲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而入狱,出狱后不能沉冤昭雪,最终抑郁而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母亲为父亲之事外出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母亲也因悲惨的遭遇变得愤恨,常年以泪洗面,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以“报仇”为训,对他管教极严。他的童年黯淡无光、不堪回首。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傅雷与长子傅聪(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杨绛先生回忆去傅雷家做客的情景,傅聪、傅敏两个孩子躲在楼梯门后偷听,傅雷发现后便厉声呵斥,坚决不让他们听大人们的谈话。傅聪也曾回忆他儿时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父亲在楼上从琴声中察觉出异样,下楼就是一声暴吼。在他练字时,父亲不知为何事突然发火,顺手抡过去蚊香盘,击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柱。他会规定孩子的言行举止,坐的是否端正,吃饭是否发出了声音等等。这也正是傅雷童年时的遭遇以及寡母对他的严酷管教使得他在教育上也不知不觉随了母亲那般严苛,脾气也有些冲动和专横。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在次子傅敏想像哥哥一样学习音乐时,他断然摇头,最终拗不住才讲出了理由并说他是块教书的料。谁都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被父母决定,傅敏到底心结难平。但多年后,当傅敏的确成了老师并在教师生涯里感到莫大的快乐时,他对父亲当年的话心服口服,明白了父亲说他适合教书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平日对他的细心观察而得出的。也许傅敏学了音乐也会像哥哥傅聪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但北京的学生则会因此失去一名才德兼具的老师,今天的我们大概也不会读到《傅雷家书》这部苦心孤诣之作了(几乎全由傅敏整理编辑)。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傅雷与次子傅敏(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尽管他的严苛和专横最终对两个孩子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并都成为了出色的人才。但在他们长大后,傅雷仍旧时常会忏悔道:“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思及自己过往的种种,没有让两个儿子在童年时像别的小孩那般嬉戏玩乐,他常会辗转难眠,涕泗横流。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或许是受童年的遭遇和母亲“报仇”家训的影响,傅雷始终嫉恶如仇。青年时期,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后又参加了反学阀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甚至在多年后的国内和世界政治局面混乱时期,闻一多、李公朴、甘地等先后遭遇暗杀后,他将自己关在房内不吃不喝,而妻子朱梅馥只能在外面苦苦哀求他吃点东西。他一生都嫉恶如仇、刚烈不屈,将真理、正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这在冥冥中也预示着他会在颠倒是非、黑暗混沌的文化大革命中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杀之路。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弱冠之年,傅雷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他对艺术一生不懈的追求。在此期间,他也邂逅了美丽热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并开始了一段轰烈的恋爱,最后由于对方不忠而分手。回国后与早定有婚约的朱梅福成婚,而他嫌“梅福”偏俗,改为“梅馥”,又常唤她歌德《浮士德》中他心仪女子的名字“玛格丽特”。可见这位以严肃古板著称的学者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他对艺术、对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学问上,也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但这位卓著的翻译家、评论家在爱情中也犯了许多常人都会犯的错。他在婚后爱上过另外一名女子——成家榴。张爱玲在受到傅雷对其文章的批评后更以这段韵事为素材,写出较为夸张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来讽刺傅雷。在他人眼中,成家榴是位非常漂亮、气质非凡、让人不由自主爱慕的女人。她与朱梅馥完全不同,偏外向,极具才情意趣,能与傅雷在艺术上进行高雅的交流。傅雷一度非要她坐在旁边才能翻译出作品来。成家榴尽管深爱傅雷,但最终被其妻朱梅馥的善良、大度、温厚所打动而主动退出,至此两人再无情感上的纠缠。在之后的日子里,傅雷专心学术、教育孩子,朱梅馥则包揽琐事,同时也充当他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等等。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温柔善良、宽容体恤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傅雷的成就恐怕得大打折扣,更不会有傅聪、傅敏这样两位出色的孩子了吧。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这样一位学者竟会在婚姻里发生如此名目张胆的出轨事件,恐怕让人大跌眼镜。但成婚后却另有蜜运的民国大师也不少,像鲁迅与许广平、胡适和曹诚英等等。我决计不是在为傅雷的出轨开脱,否则也不会将这段韵事放入文中,只是民国包办婚姻和自由结合下的爱情之事旁人难以道明,更何况无论是妻子朱梅馥还是儿子傅聪傅敏都很喜欢成家榴这位出色的女子,其中的细节怕是我们这些外人所不能了解和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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